新媒体语境下城乡网络亚文化的对峙与合流刘汉波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网络的用户下沉，曾因数字鸿沟而被想象、被定位的乡村网民开始进入大众传播视域和大众文化场域，过往以城市网民为主导的网络亚文化实践也因此与乡村空间产生了碰撞和交集。城乡亚文化群体在社交网络中不断对话、共享，形成了一套流通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语法”，推演着“潮”与“土”“精英”与“大众”“奢”与“野”的分野与合流。关键词：新媒体 亚文化 城乡 审美 乡村振兴截至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人，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2%，较年底提升7.8个百分点，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5.9个百分点，而20岁-29岁、30岁-39岁网民占比分別为21.5%、20.8%，高于其他年龄群体。[1]逐年攀升的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技术下放的契机，“用户下沉”的传播格局让农民获得了通过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呈现乡村空间的权力，大量的乡村青年用户意味着活跃的用户诉求和实践体验，更容易生成具有乡村特色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活跃地进行内容创作和文化表达。文化是社会群体基于其物质和社会生活经验发展出的独特生活模式，并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的生产关系、权力和财富会产生不同文化群（cultures），成为从属于主导文化的亚文化群体。[2]现如今，乡村网络亚文化群体与城市网络亚文化群体共同置身于同一个网络话语场域当中，拥有越来越多“看与被看”的互动和碰撞，其中一部分人更乘着国家网络扶贫的东风成功转型为“自带流量”的乡村自媒体人，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投入垂直内容的生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城市与乡村的亚文化群体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分野，后者甚至一度游离于网络大众的主流视野之外。随着技术下放和用户下沉，围绕乡村空间而产出的乡村美食、乡村文旅、秘境打卡、传统手艺等垂直内容在微博、
语城市化促使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可经确认的城市文化和特点的城市感受方式，与之相伴，一些关于城市主义的普遍认知和价值判断开始出现。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曾指出，居住形态与生活品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在日常想象中，乡村生活总是被描绘成一个安全甚至纯洁的团结社群，这幅乡村风情画通常会被拿来与其对立面——城市生活加以对比。[14]这种单向度的文化想象曾持续地在城市网络大众的文化实践过程中不断生产迎合城市审美趣味和社交需求的乡村形象。以外部添加和文本盗猎作为精神底色的网络亚文化则在城乡青少年网民的实践中充当了胶合剂的作用，城乡亚文化群体的接触由对峙逐渐转向合流，两个群体的文化生产也相互借鉴着对方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空间素材。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城乡网络亚文化的合流是一种景观生产，既反映了城市网民对乡村空间、乡村精神、乡村文化的挪用，也体现了乡村网民对城市生活感受的认同或模仿，更被消费文化包装为可以兑换流量的文化资本，空间的话语权很容易在城乡自媒体的塑造下被头部流量把持。这些都是城乡网络亚文化合流过程中已经出现的状况。但是，这是一种客观的传播发展规律，也是无法强行拦截的文化发展进程。若将网络亚文化的存在事实置于某种道德化视野中过滤和筛查，这样的文化批评难免发出重估乡村精神定位、重审乡村文化价值、重建乡村空间特色的宏大叙事，通过牺牲乡村网民主动在公共空间进行自我言说和审美表达的传播契机，来维持“乡村—本源—大统”的评价体系，本质上和过往城市大众对乡村空间的单向度想象别无二致。乡村振兴固然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文化市场机制，需要确立更精细、灵活的媒介监控体系，但其中一个重要前提便是让乡村网民拥有主动登场的话语权，让他们在跟其他群体的对峙与合流中亲自感受文化、价值的可能性。图源：网络本文刊载于《粤海风》年第2期作者简介刘汉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特聘副教授，文化产业管理系系主任，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
注释
[1]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年，第6页。[2][英]斯图亚特·霍尔，[英]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第79-82页。[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年，第21页。[4]刘汉波：《从土味实验、空间生产到媒介认同——短视频浪潮中的乡村空间》，《学习与实践》，年，第6期，第页。[5]姜宇辉：《从另类空间到折叠空间——福柯、德勒兹与当代大地艺术中的灵性维度》，《文艺研究》，年，第3期，第35页。[6]阎嘉：《空间体验与艺术表达：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视角》，《文艺理论研究》，年，第2期，第84页。[7]刘汉波：《直播——视觉消费与权力隐喻》，《海南大学学报》，年，第6期。[8]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