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脱贫攻坚阶段各地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这些特色优势产业，进而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但在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重心和目标却不尽相同——脱贫攻坚阶段，产业发展更强调效果立竿见影；乡村振兴阶段，产业发展则更强调收益更可持续和更广覆盖。这样的变化要求对原有产业发展思路和办法进行相应的优化调整。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以雅安市石棉县8个村为样本，对产业转型升级遇到的困难问题进行了调研，并提出对策建议。样本安顺场镇解放村安顺场镇麂子坪村美罗镇坪阳村美罗镇山泉村蟹螺乡大湾村新民乡双坪村迎政乡新民村王岗坪乡挖角村主导产业再取舍
“增产不增收”是对扶贫产业成果的一次考验和提醒。如何瞄准市场需求，积极稳妥调结构促升级？
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到达时恰逢石棉县特色农产品黄果柑丰收，但当地人却高兴不起来。
美罗镇坪阳村第一书记谌志坚介绍，“全村黄果柑种植面积约亩，今年收成逾万公斤。产量虽然挺大，但这两年每公斤收购价不到前几年的一半。”一算账，丰收之年反而没有增收。
这不是个例。同样栽种黄果柑的安顺场镇麂子坪村、新民乡双坪村等都遇到了同样问题。此外，栽种青脆李的安顺场镇解放村、蟹螺乡大湾村也出现类似的“增产不增收”情况。而青脆李、黄果柑，都是脱贫攻坚阶段当地得到重点扶持并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产业，也为当地村民增收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看来，如果把“丰收”视作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成果的体现，那“增产不增收”就是对这些成果的一次考验和提醒。它提醒我们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下，部分既有扶贫产业存在一些短板。
具体有哪些短板？以黄果柑为例，村里人谈到“增产不增收”的两个原因：一是品质不够好。当地黄果柑个头相对较小、口感相对较酸；二是运气不够好。当地黄果柑是晚熟品种，和明日见、耙耙柑等有个上市时间差。但由于各种原因，今年黄果柑和这些品种同时销售，导致前者市场空间被挤压。
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品质不够好？和其他产地的柑橘在时间上撞车时，为什么没能用冻库、深加工等常见办法来应对？
对第一个问题，美罗镇副镇长王发林提到，当地黄果柑基本是粗放种植，“选择黄果柑，很大程度因为它第二年就能挂果，同时抗病性强、产量高，粗放种植也没有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受访村干部表示当地气调库储存能力不足。
出现上述情况，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与不同时期产业发展考虑的重点不同有关。
在脱贫攻坚阶段，产业发展首要目标是扶贫。考虑到当时客观条件，带动贫困群众快速脱贫往往只能依靠发展初级农产品生产和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同时辅以一些超常规帮扶举措，如政府承担发展风险、借助政府开拓市场等，以在短期内发挥出产业带动作用，保证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但有时会相对忽视深加工等产业链后端环节打造，以及仓储、保鲜等配套设施建设，带来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附加值不高、抵抗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
在乡村振兴时期，随着政府帮扶逐步退出，扶贫产业终究要回归市场竞争。一些在脱贫攻坚阶段发挥了较大作用的产业，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或许不是最有竞争力、最有前景的产业。要不要对既有扶贫产业作调整？石棉县当地围绕是否放弃黄果柑，转而种植枇杷等市场前景或许更好的作物，就有过激烈讨论。“去”与“留”，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应视情况而定。
对少数确实不具备比较优势、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建议逐步淘汰。多位村干部在受访中表示，出于对返贫等风险的担心，缺乏改变的勇气。西南财大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晋提醒，脱贫农户自我发展能力还相对较弱，仅靠自身进行产业转换还不具备条件。要实现平稳过渡，需要政府再扶一程，包括帮扶政策缓步“退坡”、建立政策兜底的保障机制以及引导设立市场化的保险机制，同时做好返贫风险动态监测。
对多数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的产业，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要做好提档升级。具体可从以下两件事入手：围绕提升农产品品质，可探索形成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围绕延伸产业链，可推动农产品保值与增值。保值指通过发展冷链、仓储、物流等，做好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条，实现产品错峰销售。增值指逐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市场服务业深度融合，提升附加值。
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提醒，要实现产业链向第二产业延伸，建议由市县从“区域”而非“乡村”层面谋划，推动脱贫地区现有种养产业的跨地区整合，“加工企业对原料规模和稳定供给是有要求的。立足跨区域视角布局深加工企业，可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工厂都‘吃不饱’、加工环节同质化竞争等现象。”
上述建议以一项工作为前提——要根本解决产业扶贫过程中短期化倾向与乡村振兴战略长远发展需求之间的冲突，多位受访者谈到，关键在于理顺产业发展背后政府行为和市场力量的关系。市场主体再认识
小农户不适应现代农业的问题将更加充分暴露。如何盯住市场风险，探索培育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主体？
只有经受住市场竞争考验的产业，才能真正支撑乡村振兴。
但显然，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没有完全准备好。石棉县王岗坪乡挖角村一位村干部表示，目前村里枇杷种植还存在“靠天吃饭”的现象，部分老百姓自发管护动力和能力还相对欠缺。安顺场镇解放村一位村干部表示，“对农药化肥，目前是村里补贴一半的钱、自己出一半，但村民就不愿自己掏钱。一窝树按道理要撒一斤化肥，他们宁愿撒半斤。”有观点认为，作为市场主体，部分农户存在相关能力不足的情况，包括对市场规则不熟悉、对市场信息分辨能力较弱等。因此，不宜将他们贸然交给市场。
这些担心和焦虑，是对过渡期产业衔接问题的自然反应。脱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有特定的发展目标、特定的促进措施，贫困户更多是作为生产主体参与到扶贫产业发展当中；但到乡村振兴时期，脱贫农户适应现代农业的能力不足问题将被充分暴露。能否应对好，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得以巩固、产业振兴能否顺利实现。
这背后也还有“小农户适应现代农业”的时代命题。乡村振兴时期的现代农业是以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企业化为主要特征。这和小农户生产规模小、产出小、平台小等特征存在冲突。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既不能完全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也不能单一追求规模经营，忽视搞大农场可能损害小农户利益、与乡村振兴目标背道而驰的风险。
应对上述挑战，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建议加大力度引导和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让它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里的“新型”，贾晋认为至少包含两个涵义：一是股权更明确，对集体资产进行明确的清产核资和股权量化；二是管理更科学，通过职业经理人等市场化方式实现管理的科学化。
为什么是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因为它们一头连着大市场，一头连着小农户，对强化产业发展的合作机制起着桥梁和带动作用。而通过提高脱贫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集体行动能力，既能避免小农户生产的盲目性，又能更好推广农业技术、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标准化和集约化。
围绕脱贫地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培育建设，四川已有不少探索和实践。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特殊时期，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补充给出了三点建议——
重视扩大集体经济组织的开放性，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这种开放包括农户自愿有偿转让退出集体经济组织权益和农村外主体有条件获得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路径。对到农村投资发展的法人主体，要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化改造和股权开放流通，探索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适宜路径。
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为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具体包括强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完成脱贫地区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量化等改革任务，进一步完善集体产权的功能作用；强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有效激活原贫困地区相对丰裕的农村土地资源。
探索设计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安心依托组织共同发展。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走访的石棉县，就探索出了入选第二批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的一个全新模式。当地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创新设计“双层四股”股权结构，其中“双层”为个人股东、集体股东，“四股”为个人基本股、个人发展股、集体发展股、集体特别股。其中个人基本股以资格公平性为原则，个人发展股以效率和激励为原则。集体发展股是合作社每年从盈余中提取的公积金等转化形成的股金，集体特别股是合作社项目所在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股。通过这种股权结构设计来兼顾效率与公平，有效实现了小农户与集体利益捆绑。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类似模式可复制推广。政府角色再定位
产业扶贫背后往往有强大的行政推力。如何遵循市场规律，让“看得见的手”发挥更好的作用？
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背后往往有强大的行政推力。当产业回归市场主导，政府必然面对自我角色的再定位。
解放村第一书记王佳卫介绍，年，县里曾统一采购青脆李树苗免费发给村民栽种。在基层政府大力推广下，青脆李种植迅速发展成全村第一大产业，但近年来在市场化竞争中也遇到一些挫折。对此有人认为，乡村振兴时期不应再搞“统一采购、统一种植”。
也有不同意见。迎政乡新民村一位村干部表示，脱贫前老百姓习惯了种粮食，全靠政府大力推广才让枇杷在村里“种满种尽”，从而极大带动了老百姓增收。有村干部认为事实证明，政府统一引导对产业“上规模”的作用巨大。
两种观点，在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看来并不矛盾。脱贫攻坚初期，贫困地区普遍缺乏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加之任务重、时间紧，政府不得不深度介入产业扶贫，确保脱贫攻坚目标完成。但转入乡村振兴阶段后，扶贫产业终究要回归市场主导。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恩平等多位专家都提到，过渡期内一大重点就是遵循产业发展与市场规律，将资源配置主体功能交给市场。
政府角色要变，问题是怎么变？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可从“进”与“退”中来理解：退，是从直接介入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退出来，让脱贫攻坚阶段的一些超常规政策措施稳步有序退出；进，是指政府更多承担起服务职能，更好承担起“看得见的手”的职能。
具体而言，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总结了政府角色转变的三个方向。
进一步转向产业链配套服务的提供者。重点至少包含以下两类：基础性服务，尤其是沟渠配套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外部性服务，以农业生产性服务、生产托管服务、产销服务等为重点，扶持引导品种研发、金融保险、品牌塑造、冷链运输等社会化服务机构，帮助提升扶贫产业规模和质量。
进一步转向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进一步推动顶层设计、规划制定的科学化；通过市场化方式（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引导鼓励公司、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多元市场主体参与；同时在过渡期保持产业扶贫政策供给和执行的稳定性。
进一步转向平台的搭建者。打造产销对接合作平台，建设区域性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等，优化乡村营商环境。
此外，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等多位受访专家特别谈到过渡时期政府在“协调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中应扮演的角色。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涵之一。原贫困地区在空间上往往与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区存在重叠。如何适应乡村振兴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成为过渡期内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建议政府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完善森林、草地等生态补偿制度基础上，积极开发生态碳汇项目；加大对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鼓励引导力度，因地制宜打造优质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本文来源：四川日报